徐悲鸿1942年在重庆《时事新报》发表的《新艺术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首次指出:土山湾画馆“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其对“中西文化之沟通,曾有极珍贵之贡献。”此言既出,土山湾画馆作为中国有史以来最早的西洋美术传授机构,被载入了中国油画的史册。
随着史家对土山湾画馆陈迹的进一步梳理、研究,曾做过土山湾画馆主持较长时间的常熟人———刘德斋,终于浮出其冰山一角,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引起人们的关注。
让我们把目光慢慢收拢,静静回望近一个半世纪前的中国上海。1864年(清·同治三年),上海天主教会在徐家汇创办了土山湾孤儿院附属美术工场,工场内设有图画间,俗称“土山湾画馆”。这是家专门收容因灾荒和战乱而流落街头的乞儿及被人丢弃的婴儿的孤儿院,至1867年4月,收容人数就达342人。这些孩子大多六七岁,被当地人称之为“土山湾堂囝”。孤儿们到13岁时,进入附属的美术工场学艺。该工场最初的主持是徐家汇天主堂辅理修士西班牙人范廷佐(Jeannes Ferren,1877年至1856年)。他擅长绘画与雕刻。后来,范师傅把自己的专长传授给了他的中国徒弟陆伯都。陆伯都受师傅影响,也加入了耶稣会,成为该会中最早的中国辅理修士。范廷佐去世后,陆伯都接任主持土山湾孤儿院的绘画,雕刻工场。在
土山湾画馆,以训练培养宗教绘画人才为目的,由传授士传授擦笔画、木炭画、钢笔画、水彩画、油画等技法。用范本临摹圣像,也临摹欧洲风景、人物画,以供出售,其售价昂贵,“往往三四尺见方的一幅要售七八担米钱”,在海内外都有其市场。所以,也可以说它是中国最早的艺术商品画生产基地之一。虽然,土山湾画馆培养美术人才的目的是为宗教服务,具有鲜明的殖民文化气质,但毕竟它培养出了中国最早一批西洋画人才。如那时上海滩很有名气的水彩画家兼月份牌高手徐咏青,杭樨英等。土山湾画馆从19世纪60周年代初至20世纪40年代末,前后历时80余年,几经演变沿革。作为西方绘画在中国最早的专业传授机构,从样式、方法上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形制,使西方油画以较完整的技术体系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它作为标志,揭开了西画东渐的历史帷幕。所以徐悲鸿要称它为“摇篮”。
继范廷佐,陆伯都之后主持土山湾画馆工作的刘德斋,这个被后人称之为中国早期油画、水彩画开拓者之一的传教士画家,就是从摇篮里培养、成长出来的佼佼者。
刘德斋(1843年至1912年),名必振、字德斋,号竹悟书屋侍者,江苏常熟古里人。
刘德斋的家族,从清代起就信奉天主教。1857年至1862年太平军进攻江苏苏南,因战乱而逃亡上海的天主教难民达两万余人,刘德斋大约就是这一时期随家人来到上海。不久,他入了教会办的圣·依纳爵公学。1867年随先生陆伯都转入土山湾画馆。陆伯都死后,刘德斋接任主持。
刘德斋原来习过中国画,手头有笔墨功夫。后在陆伯
在《关于任伯年的新史料》里,有这样一段描述:“任伯年有一个朋友刘德斋,是上海天主教会在徐家汇土山湾所办图画馆的主任,两人来往密切。刘德斋的西洋画素描基础很厚,对任伯年的写生素养有一定影响。任伯年每当外出,必备一手折,见有可取之景物,即以铅笔勾录。这种铅笔速写的方法、习惯,与同刘德斋的交往不无关系”。这段文字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当年沪上,以任伯年为代表的“海上画派”,曾受与以刘德斋为代表的土山湾画馆的西洋画高手影响,在中国画的表现手法中,融入了不少西方绘画的元素,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已在本土生根开花,结果最初的小小的新果实。果子虽然生涩,谈不上成熟;但今天的硕果累累,正是有了他们最初的大胆的尝试,所以这样的交往,相互影响才具有了划时代的美术史意义。
刘德斋在土山湾画馆主持任上,一干就是20多年,直到20世纪初。据记载,他除了自己勤奋作画,对学生教育也十分严格,特别是对基本功的训练,几近苛刻。例如为了让学生们画出准确而优美的素描线条,仅开头打基础的劈、横、竖、拉等的铅笔线条,就要安排单独训练3个月。他的教育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培养出了许多西画人才。除了上面提到的“月份牌”高手徐咏青,杭樨之辈,周湘、丁悚、张充仁、徐宝庆等中国早期水彩画家油画家都先后在土山湾画馆学艺。所以,土山湾画馆被徐悲鸿称之为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
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