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论述百年现代中国美术发展的重要著述中，庞薰琴总是与现代派艺术运动紧紧连结在一起的，并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画家。庞薰琴这个名字几乎就是“决澜社”的代名词。虽然，其后风云变幻、世事更迭，但当尘埃落定，撩开历史的层层面纱，反思百年艺术革命，综观中国现代艺术的流变，庞薰琴的历史作用与价值，将逾加显得重要。当然，这些自有专家学者会来加以研究确认，笔者无需在此妄加聒噪。作为同乡作为晚生作为后学，本人除了敬仰还是崇拜，并将视为榜样而继续致力于艺术事业。

    让我同样感兴趣的是，还有一个早于庞薰琴接受西方油画艺术的常熟人，一个清末明初上海滩著名的传教士油画家－－刘德斋先生。关于刘德斋，有专家学者在论及西方油画艺术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和生发阶段的文字中，时有记载，水天中写的《中国油画的孕育和成长》一书中有以下记载：“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在土山湾所办的育婴堂（亦称孤儿院）收养婴儿及无家可归的儿童。育婴堂设立工场传授各种技艺，其中之一是绘画馆。收养的孤儿学得绘画后，为教会制作各种圣像和宗教绘画。孤儿成人后有离院自立者，便在上海街市以绘画谋生。清末明初，有几位西画家出自这个画馆，如刘德斋、徐咏清等人。他们向青年人传授西画技法，在上海颇有影响。徐悲鸿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撰文回顾西画在中国的发展，称土山湾的绘画馆为‘中国西洋画之摇篮’”。王寅在“散落的册页－－土山湾画馆旧史”（《艺术世界》98年第三期）一文中则称：“在陆伯都之后，主持土山湾画馆的是另一位绘画人才刘德斋，江苏常熟古里人。在他年轻时，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画家了。1867年进入画馆之后，绘制了大量的圣像和圣经插图。他的主持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年。在刘德斋主持土山湾画馆期间交往密切的朋友中就有彼此年龄仅相差三岁的著名画家任伯年。在刘德斋的影响下，任伯年开始吸收西洋素描技法，他的画法和画风因此有了很大变化。”

    在中国现代美术（油画）早期发展的重要画家中，先后出现两个常熟人：刘德斋和庞薰琴，作为他们的同乡兼同行，不能不引起我极大的关注。出于狭隘的地方主义情感，更激起了我进一步了解和研究他们的兴趣。本文试图从地域、文化、同邑的背景入手，探讨庞薰琴和刘德斋之间所可能存在的间接或直接的影响和关系，甚至不惜用小说家虚构的笔法，目的是为了指出我们常熟、常熟人在艺术上除了受传统文化影响而存在着保守的一面（比如“四王”的艺术，这在艺术史上是不争的事实），同时，还具有另一重要的方面－－文化的开放性。

    作为出自孤儿院的传教士油画家刘德斋，他的接受西方文化，学习、掌握、从事油画艺术，明显的是一种被动性命运，再加上他一直生活在中国最早向西方开放并带有强烈殖民文化色彩的上海，可以肯定在他身上的文化冲突微乎其微，西化是先入为主的，因而也是自然而然的事。而作为出身于江南封建地主大家庭的庞薰琴，在其青春年少时毅然放弃了继承千年传统文化，拒绝中国画艺术的学习而负箧留洋，热衷于西方现代派艺术，成为一个主动接受型的“传教士”，就显然是一个叛逆者所为了，这或许与他身上固有的秉性、气质、天赋有关，但时势的力量、地域的关联使他拥有早年生活中与西洋艺术接触的契机却不容忽视。

    这里所说的时势，当然是“五四”科学、民主新文化运动的狂飚突进。作为一个旧封建旧文化的叛逆者，青年庞薰琴自然积极地投身于其中，并以极端的姿态选择了现代派艺术的开拓和推进。这种革命性直至他1930年从法国留学回来，在上海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发起成立了现代派艺术团体“决澜社”时为最烈。地域关联是指上海这块地方与常熟相距不过一百公里，既是庞薰琴最早接触西方文化艺术、西洋绘画的启蒙地，又是其回国后从事现代艺术活动的重要阵地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那么，这最初接触西方油画艺术的契机又是什么呢？刘德斋或许正是给庞薰琴以最初启蒙的重要人物之一。我们已经知道，在世纪之初的上海滩，常熟人刘德斋已是一个很著名的油画家，同时，他还结交了同时代许多著名的中国文人画家，甚至还影响了任伯年们去学习素描、油画技法。当时的庞薰琴还是一个少年，家人发现他具有绘画方面的天赋，必然会通过各种关系，拜名师、学真功。或许就在某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在家人的陪伴下，早慧的庞薰琴来到上海，拜师访友，最终结识了同乡人刘德斋并在他的画室里第一次看到了造型逼真、色彩鲜艳的极富表现力的艺术－－油画。这一眼深深印刻在少年庞薰琴的心灵深处挥之不去，最终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和艺术选择。

    从此，少年庞薰琴走出了他封建文化十分浓厚的旧家庭，走出了传统文化十分浓厚的故乡常熟，以开放的姿态，以叛逆者的身份走上了现代艺术的不归路，一生矢志不变，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代大师。

                                             19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