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写下这个题目时，温肇桐先生离开尘世已整整十三年了。

十三年来，世界变化何其大矣！就拿我们这个地方来说，老城区已大部分拆除，面貌焕然一新，昔日旧影难觅踪迹，好多的地名也已注销。只有温先生的故居小河头一带，还是当年的模样，以至于我走到那熟悉的街巷，忍不住还想去轻敲那扇熟悉的门扉。

十三年前的那个冬天，温肇桐先生病危了。得悉消息，我匆匆赶往他家，与他的同事、学生一起将他抬上汽车，送到红十字医院急诊病房。

那个病房很简陋，甚至有点寒磣。因为寒磣，让我记忆尤深。逼仄的房间，昏暗的灯光，陈旧龌龊的床单，污迹斑驳的墙壁。更有那漆皮剥落阀门生锈的氧气瓶倚墙而立，疲惫地泛着泡泡，有一声没一声地哔剥着，经由一根有气无力的橡皮管，向温先生输送着维持生命的氧气。还有一只药水瓶高挂在床头的铁架上，冰凉的药液点点滴滴缓缓流入温先生瘦骨嶙峋的手背。空气是混浊的，粘夹着富尔马林刺鼻的气味。同屋的还有两个半死不活的农村老头，一个无声无息，另一个长一声短一声地在呻吟，看护的家属只顾伏在他们的脚跟头嗑睡，做着自己的白日梦。

这样的地方，我最不愿意逗留，安顿好温先生，我便告辞了。后来，我了解到经过有关方面的努力，温先生的医疗条件得到改善，但终究没有留住他的生命。按我对温先生的了解，我知道他是不会计较待遇之优劣的。其实，一个生命是否有值，自不在其皮囊肉身。

一个人在临终时刻，最刻骨铭心的生命回放会是什么？温先生大概首先看见了自己的年少志狂。上世纪三十年代，青年温肇桐追随厖薰琹及《决澜社》，在上海在常熟，大搞现代艺术的本土实践，《旭光画会》是他艺术之路的一个重要段落。温先生也许会遗憾当初没有买一张船票，漂洋过海去游列欧陆。巨澜漫过，复归平静，温先生转而投身艺术基础教育，一头扎进少儿美术启蒙，他会因为被刘海粟聘为美校教授从而摆脱生存困境而再次露出由衷的喜悦。接着是中年。温先生会看见自己在南京艺术学院教书的身影。面对中国古典艺术传统，他爬梳剔抉，分析考证，著书立说。因治学严谨，观点独到，得同道赞赏，学生效仿。当他看见自己退休归乡后，为地方艺术事业的发展，穿针引线，奔波劳累，并常常“不识事务”地与人争执而得罪他人，仍将是欣慰多于后悔的。当然，他还会看见自己与青年后学在一起时循循善诱，谈笑风生的老顽童的笑脸。

要知道，温肇桐先生的后半生，是在一只眼睛失明的情况下渡过的。由于半失明，他看书读报，伏案写作，与人交谈等等都不得不歪着脑袋，时间长了，另一只眼也成了斜视（这让人想起另一个可爱的老头——法国作家萨特）。在我的记忆里，固定着这样一幅画面：朝南的老式格窗下一把旧藤椅，一张裂缝的八仙桌，桌上除了青瓷茶杯，放大镜，蓝黑墨水瓶，派克钢笔外，堆满书刊报纸，稿纸文档。瘦小的戴着酒瓶底眼镜的穿着洗得发白的藏青色人民装的老头，歪侧着头颅拥坐其间。他就是一条春蚕，只顾着吐丝吐丝，与生命争一日之短长，直至死神前来召唤。

善者自善，恶者自恶。性格决定命运。作为教育艺术家的温肇桐先生，生命临终时刻，与农夫在一起，我们怎能说他不是芸芸众生之一个？不同的是：他的著作还在，他的人格魅力还在，可以被人捧读，可以被人怀念，唉，足矣。

                                       12/19/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