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第一次用“历史”眼光看待二十世纪常熟画坛（特别是油画）时，活跃于三十年代初的“旭光画会”与八十年代后期的“书台文艺沙龙”——这二次都由艺术青年自发组织的新兴美术活动，就鲜明地突现在我们眼前，成为这个世纪常熟美术文化中的两个亮点。

1930年，24岁的庞薰琹踌躇满志地回到了阔别5年多的故乡常熟。从法国巴黎留学归来的他，在虞山镇望仙桥一号（今粉皮街）庞府内的“铜鼓轩”书斋里潜心读书作画，清理着从西方艺术之都带回的艺术理想，渴望着奉献给自己的祖国和家乡。这年秋天，几个比庞薰琹高几年级的县立第一小学的老同学——同样是热衷于西方新艺术的年轻人——温肇桐、高奎章以及时在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就读的薛汝瑞、周家鼎等人，常常光顾“铜鼓轩”，拜访讨教于庞薰琹这个见了大世面的同好。他们没日没夜地讨论艺术，交流画技。同学少年，意气风发，挥斥方遒，指点江山。他们对常熟画坛过于沉闷死寂的现状十分不满，决定要以他们的力量冲破这种局面。“旭光画会”就在这样的时刻诞生了。庞薰琹欣然做了该画会的发起人，并表示，不仅仅要改变常熟画坛陈旧的画风，还要尽力改变整个中国的画风（从日后庞薰琹在上海组织“决澜社”的所作所为看，“旭光画会”或许就是它的初潮）。许多年以后，早已成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史老教授的温肇桐先生在回忆起这段生活时，仍十分激动。他如数家珍地说道：庞薰琹在“铜鼓轩”着重向他们介绍了当时流行于法国画坛的各门各派，有以塞尚、梵高、高更为首的后印象派，马蒂斯的野兽派，毕加索、波洛克的立体派，达利的超现实主义，蒙特利安的冷抽象，康定斯基的热抽象；以及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现实主义大师库尔贝，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和佛罗伦萨大师波提切利，等等等等。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旭光画会”的同仁们是幸福的，也是骄傲的。在他们初次放眼向洋，接触西方艺术伊始，便和这一系列大师照面，站在了高高的起点，其兴奋与惊讶如同遭遇一次终生难忘的爱情。“旭光画会”的同仁们也是勇敢的，他们对西方艺术大师顶礼谟拜，如同海绵一般吸收着营养，那怕囫囵吞枣，哪怕水土不服，只顾“拿来主义”地赶出了自己的油画作品。是年岁末，“旭光画会”在石梅小学的礼堂里举办了第一次画展。今天的我们，已无法推测这个画展的开幕给常熟画界的遗老遗少们所带来的震感强度（庞薰琹的父亲就曾对家人说，他看不懂自己儿子的画，并为此忧心忡忡）。洪水猛兽也好，天外来客也罢，反正，它山之石扔进了自家后花院的水池，虽说打破了的死寂，但波澜不兴，一是因为它的围圆小，二是它底下的淤泥实在深厚。

由于种种原因，“旭光画会”昙花一现，新兴美术在常熟这块古老土地上闪亮登场鲜艳夺目之后，便开始了一个长久的等待，这一等就是半个多世纪。

时光匆匆，斗转星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地，春风扬柳万千条。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隆隆脚步，新潮美术运动席卷了中国画坛的每个角落（这不就是五十多年前庞薰琹的理想么？），全国各地，从艺术院校到地方小城，专业的业余的艺术青年纷纷成立画会学社，组织展览，出版刊物，交流争鸣，一时间，中国现代艺术之风大兴特兴。小小常熟，弹丸之地，也不甘落后。

1987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依旧是几个热爱艺术的年轻人，依旧是为了打破由于长期封闭而过于沉闷的画坛空气，依旧是自学成材的业余画家，依旧是采用自筹资金自弹自唱的民间形式，“书台文艺沙龙第一回书画展”在春意盎然的书台公园“焦尾轩”开幕了。这个展览有点特别——绘画与诗歌并列展示，画家与诗人同台相亮：章平、杨卫星二人展出油画、版画作品二十六件，翁立平、施影雷展出诗歌作品十一首。别开生面的艺术展览引来了无数美术、文学爱好者，前辈后学群贤毕至济济一堂热闹非凡。有意思的是这个展览的开放性——参观者如有兴致志趣，除了能在留言薄上写些感想，还可以带上自己的作品增光添彩，其中小说家陆文把短篇小说《陌路人》手稿贴上了墙面以供阅读。所以虽然表面上只有四位作者，其实际参与者却不计其数。这里还得着重添上一笔的是，时为书台公园负责人的郭继荣先生，没有他的鼎力相助，“书台文艺沙龙”或许就不复存在。也因为他的在场，7月22日“书台文艺沙龙”第二回画展又如期举行，两位中学美术职业班学生任洪鸣、程宏展出了二十多件油画作品，画作虽显幼稚，其前卫色彩倒是颇浓。在书台的树叶开始泛黄时节，10月18日，“书台文艺沙龙”又拉开了第三回画展。这一次，除了本地青年画家章平、杨卫星、顾元龙、项建新四人外，还邀请了两位在外地大学任教的常熟籍青年画家，他们是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的时卫平，苏州丝绸工学院美术系的张文来。画展上，六位作者联袂展出了油画、版画、素描作品二十三件，还集体创作了一件雕塑作品《艺术原理》——一截捆绑严实的梧桐树躯体，形同一个挣扎着不断攀升向上的人体，喻意深刻，语言生动（这件作品也可算作常熟美术历史上第一件现代装置艺术品）。短短半年时间里的连续三个画展，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就是对再次认识的西方现代艺术的学习和模仿。当然，价值不在作品的自身，而在于开放的姿态和对保守的冲击。而且，在这共同点之下，这些作者的艺术追求从观念到语言仍具有各自的较为鲜明的个性。正因为如此，“书台文艺沙龙”的三次画展与五十多年前的“旭光画会”一样，给当时的常熟画坛甚至文化的其他层面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我们可以从“旭光画会”元老之一的温肇桐先生给“书台文艺沙龙”画展写的前言和日后见报的评论中，读到如下内容：“这是由许多有理想、有远见、有胆量的美术青年，不甘落后的行动，要跟随全国范围内各地大量青年美术群体一起前进，是何等可喜的…….敢于‘变’的美术青年，要继续不断的‘变’下去。开始‘变’不等于成熟。在观众，要承认他们，支持他们，因为他们在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自我评判，自我确立，自我完善。只有如此，才会形成新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常熟的美术才会有新的面貌出现。常熟的美术青年，在百花竞放的艺术园地里，有‘双百’方针的指引，不以无动于衷或墨守成规的一般化、公式化、表面化的作品来欺骗观众，要创作出高层次和多元化的并具有极强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来。”“旭光画会”的前辈，对“书台文艺沙龙”的后学能够接住他们的薪火，继承他们的传统，发出自己的回响，表示了由衷的赞赏，也流露出了殷切的期盼。

十分有趣的是，同“旭光画会”相似，“书台文艺沙龙”兔子尾巴也没长长，在1987年接连三次亮相后，再也没有粉默登场过。唯一令人欣慰的是，在艺术群体不复存在之后，个体的坚持乃在继续。当初那些“哥儿们”除了个别的下海经商或远走他乡，其余的直至今日，仍在职业地或业余地从事着艺术劳动，在努力创作着属于自己的艺术品，同时也为常熟当代美术的延续尽着自己的责任。

                                            200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