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杰出的著名书法家：杨沂孙【清代】

　　清代书法家杨沂孙，1813年生，1881年逝世，江苏常熟人。字子舆、子与，号泳春，晚号濠叟，官安徽凤阳知府。父死后辞官返里，从此不再任职。少时从李兆洛学诸子，精于管庄。擅书法，尤爱“篆籀之学”，初学邓石如，后吸取金文、石鼓文、汉碑、篆书等书体笔法，久而有独到之处，为清代有突出成就的书法家。辞官回常熟后，篆书名重一时，兼工篆刻。有《管子今编》、《庄子近读》、《观濠居士集》、《文学说解问譌》、《在昔篇》等。
　　杨沂孙书名虽高，但其身后的生平资料却很少。《清史稿·邓石如传》后附有百多字的简传，后采研究评介杨沂孙者多依此。兹引录全文：“杨沂孙，字泳春，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三年举人，官安徽凤阳知府。父忧归，遂不出，自号濠叟。少学于李兆洛，治周秦诸子，耽书法，尤致力于篆籀。著《文字解说问伪》，欲补苴段玉裁、王筠所未备。又考上古史籀、李斯，折衷于许慎，作《在昔篇》。篆隶宗石如而多自得。尝曰：吾书篆籀颉颃邓氏，得意处或过之，分隶则不能及也。光绪七年卒，年六十九”。光绪七年即公元1881年。以此上推生年为嘉庆十七年（即公元1812年）。此外，据一些散见的信札、诗稿等材料，还可以稍作一点补充：在一封致好友元徵，请其为父亲撰写墓志铭的信中，杨沂孙谈到了他的父亲“著有《凤麓萆堂诗稿》，抒写性灵，于放翁为近。书法融化欧、赵为一。尤精小揩，至老不衰”。又谓“其遭世变，所论时事及立身制行之宜，不涉高远奇异，必归于和平中正”。从中可以了解杨沂孙少年时家庭的氛围和秉性传承。沂孙“父忧归，遂不出”，辞官而专于学术与书艺，也与父亲的秉性相近。
　　杨沂孙早年求学于常州，师从著名学者李兆洛。
　　李曾做过一任知县，辞官后主持江阴暨阳书院几二十年。学问涉猎很广，长于训诂考据，铸造过天文仪器，著作中还有地理方面的书籍。他“论学不分汉宋，以心得为主，归于致用”。魏源称其为“近代通儒”。杨沂孙从李所学，主要在于诸子和小学。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杨沂孙中举后，任安徽凤阳知府，后以丁父忧去官。曾经营农商，家业大约因太平天国战乱而中落。此后便经常往来于家乡江苏常熟和安徽皖城（今潜山县）之间，以笔墨自给。常熟的赵宗德（价人）、赵宗建（次侯）兄弟，在城北有一处园林“半亩园”，环境十分幽美。园中有一座旧山楼，收藏古籍、书画、碑帖数万卷，是常熟文化名流经常聚会之地。杨沂孙、泗孙兄弟与赵氏兄弟交厚，是“半亩园”的常客。赏花饮酒之余，自然有诗作。此外，常在半亩园聚会，亦与杨氏兄弟过往密切的，如秀水（今嘉兴）的杨象济、金匮（无锡）的华翼伦，常熟本地则有庞钟璐（庞薰琹的曾祖父）、吴鸿纶等。画家杨象济，字利叔，号啸溪，是杨沂孙同治元年在上海结识的旧友。书画俱古雅，尤长于画佛像。更奇的是好龟成癖，请杨沂孙书其居曰“龟巢”，自号“老龟”。华翼纶，字赞卿，号篷秋。精鉴别，富收藏，山水画师法王原祁，著有《画说》。庞钟璐后来则仕途显达，官做到工部、刑部尚书。同治十一年八月，时在京任太仆寺卿的内阁学士翁同和，以丁母忧回家乡常熟守制。赵次侯在“半亩园”安排了一次颇具规模的雅集，邀请了常熟的许多名流。沂孙、沂泗兄弟亦予座。席间鉴赏金石碑帖，畅论书画之艺，杨沂孙与翁同和也相互交换了关于汉唐碑刻的看法。
　　大约六十岁以后的数年，杨沂孙主要在皖城，以卖字为生计。此时书名已著，生活并不成问题，但却也并不愿以书迎合世好，邀宠谋利。身在异乡，一种落寞之感，心情也并不愉快。对终日卖字，如书吏般的生活，常常感到十分厌倦。每起思乡之念。家乡的朋友也希望他回去，但一者皖城已经有了一些赖以生存的基础，另外，家乡似乎也有一些家事上的烦恼，因而犹豫，最终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缘至自当归，迟速任如如”。
　　杨沂孙青年时代即爱好篆书。在常州读书时还结识了好几位“毗陵前辈”。如经学家、亦是“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惠言（字皋文），惠言的弟弟张琦，长于书印的吴育（字山子）等。这几位都是乾隆时著名篆书家邓石如的热心推崇者。杨沂孙的老师李兆洛（字申耆），更与邓氏父子交往密切。张惠言曾从邓石如学篆，吴育则与邓的弟子包世臣为至交。所以，耳濡目染之间，杨沂孙早已对邓心存景仰。他有一篇《跋邓山民楹帖》，充分表达了对邓石如的推崇和心折。不但对其书法予以极高的评价，而且从这一篇短文中，可以窥见杨沂孙学篆书也是自邓入手，进而形成自己的书风：“余年二十知好山民书，盖于毗陵先辈习闻诸论，又私喜习篆，故知之独早。其时吾苏无人称之者。道光丙午，山民子守之来虞，益得见其墨迹而识篆隶门径。及官新安，得山民书近八十幅，四体俱备，庚申八月之变尽失之矣。”“余初知山民，以吾邑翁竹君，后益服膺。恒思多聚山民各体书。及官新安而果如夙愿。然不久而尽失之，意常忽忽，以为大憾。私论山民书当为本朝第一，唯刘文清可颉颃。而篆隶两体刘皆无之，又在布衣，故为独绝也。”

【李兆洛】清代文学家学者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晚号养一老人，江苏常州阳湖人。嘉庆十年（1805年）进士，选庶吉士，充武英殿协修，改凤台知县（任安徽凤台知县）七年。后主讲江阴暨阳书院二十年。李兆洛专精舆地、考据、训诂之学。有《养一斋集》，《历代地理志韵编合释》，《历代地理沿革图》等。为文主张骈、散混合，取两体之长，与桐城派散文立异，是阳湖派代表作家之一。他所作文章，大体上能贯彻自己的主张，如《举业筌蹄序》、《墨卷望气序》、《骈体文钞序》、《皇朝文典序》等，骈散兼济，事理交融。《精法楼祀汪容甫先生记》、《桐城姚氏姜坞惜抱两先生传》写得和婉真挚；对桐城派的姚范（姜坞）、姚鼐（惜抱）两人，也表示推尊，不持门户之见。汤成烈《重刊养一斋文集序》评其学：“莫不兼综百家，钩稽历代，研精极虑以出之，凡实事必求其是。”所选《骈体文钞》为历来最好的骈文选本，标举魏晋、六朝宗旨。李兆洛撰《养一斋文集》20卷，有咸丰二年初刻本，光绪四年重刻本。辑有《皇朝文典》70卷，《大清一统舆地全图》，《凤台县志》12卷，《地理韵编》21卷，《骈体文钞》31卷等。书学功底极深，尤善行草。

【赵宗建】赵宗建，字次侯，咸丰时官至太常寺博士，平时的主要工作便是管理皇家的图书。并在常熟虞山北麓修建了“半亩园”。后来赵家又造宝慈新居，在园中最高朗处，另辟三楹楼房，为“旧山楼”，供藏书读书之用。园中植白皮松、红豆树、各色红梅，有“墙头沽酒台”景观引动名流公卿到访。赵次侯与翁同和是同年朋友，在北京时，两人也喜欢往琉璃厂搜寻古本秘籍。这赵次侯眼光高远，因为他是在皇家图书馆工作，所接触的都是宋元精刻抄本。几年官场，宦囊也丰，他收藏到了不少好书，其中就有南宋馆阁墨本《太宗皇帝实录》、司马光《资治通鉴》、朱子写《大学章句》以及钱谦益日记信稿和《红豆山庄杂记》等极为珍贵的手稿。

      【庞钟璐】（1822—1876）字蕴山，号宝生，乳名文龙，庞薰琹的曾祖父。生于常熟，在常熟城里读书生活，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殿试卷进呈御览时，排为第八。皇帝看过后，改排为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咸丰二年（1852年），大考列入一等，升庶子，后又提升为侍讲学士，署理国子监祭酒，转侍读学士，升光禄寺卿，迁官内阁学士。官历内阁学士，礼、工、吏、户、兵诸部侍郎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后父丧，归常熟城里守孝。咸丰十年，任江南督办团练大臣，设局劝捐，集勇办团，组织地方武装，与太平军作战数十次。农历七月，太平军攻塘桥，克常熟，庞钟璐被迫退至上海募勇千人，在新泾、大场、华漕等地袭击太平军。同治元年（1862年），接应李鸿章至上海镇压太平军后，遵旨回京供职，先后署工部侍郎，补礼部侍郎，典湖南乡试，督顺天学政，调户部侍郎，署兵部侍郎，调吏部侍郎，升都察院左都御史，署工部尚书，同治十年升刑部尚书，殿试读卷，武主考。请准失守地方官以罚款免治罪，蠲免被兵地方钱粮，皆得准行。同治六年（1867）疏陈荒政十事，督办京师五城团防。对国事有很多建议，但奏稿留存很少。他主持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深为众人所推崇。著有《文庙祀典考》和《读均轩诗赋稿》等。光绪二年二年（1876年）农历闰五月初六日卒于常熟城里，谥文恪。

　　庞钟璐作为一品大臣，公务繁忙，但他勤学不辍，并将俸禄悉数购书，藏宋元善本较多。他藏书的特点就是用红绿线装订古籍，以此来区别图书的种类。藏书室名有“铜鼓轩”“读韵轩”“琴韵斋”等。今常熟城区南泾堂24号（现做其曾孙庞薰琹(qin)故居第二进西厢即为“铜鼓轩”藏书室。《庞薰年年谱》有庞薰琹24岁(1930年)时“于家中铜鼓轩与温肇桐等人叙”的记载和庞薰琹的笔名“鼓轩”，证明庞氏后裔至庞薰琹仍用“铜鼓轩”作藏书室。

    【翁同和】翁同龢（1830-1904年）字叔平，号松禅，晚号瓶庵居士。江苏常熟人，晚清政治人物、书法家。是同治帝跟光绪帝的两代帝师。翁同龢家族显赫。父亲翁心存，字二铭，号邃重，道光进士，咸丰、同治两朝大学士，早年任上书房总师傅，是咸丰帝、恭亲王奕欣、惠郡王绵愉的师傅，晚年入值弘德殿，授读同治帝。翁同龢的长兄翁同书，道光进士，官至安徽巡抚，遭李鸿章弹劾问斩；遂成同龢与李芥蒂所以。翁同龢幼年时的国学教育系由其母亲与姐姐教导完成。翁同龢的妻子为汤夫人，妾陆氏。咸丰六年（1856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是同治帝跟光绪帝的两代帝师。官至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然而在朝政上，翁立场偏向守旧，在户部时期以节流为主要的方向。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翁同龢发现诸多疑窦，慈禧太后下令重审此案，其中涉及“两湖派”与“江浙派”的权力斗争。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中，支持刘永福；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极力主战；又因曾国藩及李鸿章曾经检举其兄，因而终身与李鸿章有私怨，处处刁难北洋水师。当时有一副讥讽对联描写二人：“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合肥”指安徽合肥的李鸿章，下联“常熟”即江苏常熟的翁同龢。促进维新变法，推荐康有为，拟定并颁发了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件《定国是诏》；1898年6月15日，戊戌变法前夕，被慈禧太后强迫光绪帝将其罢职归里，永不叙用。翁先到他的侄子江西巡抚翁曾桂署中暂住，然后回常熟故乡。1904年病逝于故乡。死后康有为誉之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卒谥文恭。著作有《瓶庐诗稿》、《翁文恭公日记》、《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等。

一、《杨沂孙：题半亩山房雅集》

杂花塞径树压墙，紫芝如盖充山房；林泉之乐殊未已，功业在天竟可忘。病叟支离已卬岁，连饮君酒以复阳；庐人尚知缁衣好，烈士总恕褐博狂。

庞公每矜饮能默，独饮孤默亦寻常；试看茆亭薄醉后，所争在大倾衷肠。天真遇酒幸一发，喜怒任意无隐藏；嗟彼默默不饮者，知白守黑徒刮囊。

中秋无月且赏雨，君家新宅开轩昂；蔬果杂陈儿女列，文采岂第聚一堂。深深拜月月犹隐，绵绵话雨雨未央；阴晴圆缺等闲耳，我将独酌罗壶觞。

八月十四，次侯招饮，山斋人水，欢醉而散，十五日雨，无月。草诗一首。价人、次公两兄 足下粲正。沂孙草。

【舜梁曰：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时在京任太仆寺卿的内阁学士翁同和，以其母亡故之由回家乡常熟守制。常熟文人赵次侯（赵宗建）在“半亩园”安排了一次颇具规模的雅集，邀请了常熟的许多名流。杨沂孙、杨沂泗兄弟亦在座。席间鉴赏金石碑帖，畅论书画之艺，杨沂孙与翁同和也相互交换了关于汉唐碑刻的看法。“价人”、“次公”，即赵宗德、赵宗建兄弟俩。从本贴看，杨沂孙饱读诗书，才思敏捷，以“半亩山房”起首，以在场文人雅士故事入诗，以中秋无月、赏雨独酌结束。他的每遇大事小事，必然作诗法书的文风，犹如当今文人雅士，在网络看新闻、看图片、看视频，必然留言发表自己的看法、见解一样。】

《杨沂孙：题潘髯翁画墨卉》

题潘髯翁画墨卉用坡公墨花韵

己卯八月十一日，濠叟（阳刻朱印：“杨”）

花有无穷色，偏如墨者难；坡公诗可考，尹白花开端。浓淡疑留影，纷披歟苟完；神来唯指喻，意足任形残。纵笔能飞白，羞颜不渥丹；知余常守黑，俾得静中看。

    【舜梁曰：潘髯翁画了水墨花卉，这在现在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小事一桩，但是，杨沂孙就又开始说道了，作诗时用的是苏东坡写墨花的韵。类似的事情多的去了。据常熟市《徐市镇志》载：对《九老图》，翁同和、杨沂孙都有题款题诗。另据常熟市《浒浦镇志》载：“继善堂 原在碧溪西周市,后迁来浒浦。系在清同治七年（1868年)山里人孔宪模等募建。匾额‘继善堂’,为邑书法家杨沂孙手笔。右侧建有思补轩,极为精美。额‘思补轩’为常熟翁同和亲笔所书,其原稿由后裔孔祥熊收藏,于60年代后期怕为此受牵连而毁之于火，原址在今河东衔24号。”翁同和在碧溪镇上“思补轩”题写了匾额，凑巧的是，杨沂孙在“思补轩”旁边的“继善堂”也题写了匾额。呵呵，这可好比：一是，现目今网络上流行的“留言”和“评论”啊！二是，现目今街道上流行的“文人题匾热”？哈哈哈————！】

《杨沂孙：谢徐公送蕹菜》

    野客能搜野蔌贻，青葱一束寄相思；人呼蕹菜缘音误，独著空心赋质奇。徐孺生刍新雨后，围公斗酒半酣时；为羹雅近蓴丝滑，风味休教肉辰知。
    四月十八，在次公山庄，话雨酌酒，适徐子晋自吴门寄蕹菜至，羹之绝美，诗以谢之。沂孙未定草。
   【舜梁曰：杨沂孙的每逢大事小事吟诗题书之文风，在此是更加明显了。徐公不能从苏州到常熟来赴赵次侯设的宴席，请人随身带了一把蕹菜赴宴，这在现在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小事一桩。但是，杨沂孙就有说道了。呵呵，像不像现在网络流行的“留言”和“评论”？（蓴，即莼）】

翁同和给杨沂孙的《还书帖》

“杨二老爷，顿首，拜登三陶文集，珍重，珍重，前后汉书适已购得，奉缴不次，三通重烦携致，感谢，翁同龢。”

     【舜梁曰：杨沂孙少年时师从李兆洛学诸子，精于《管子》、《庄子》。擅书法，尤爱“篆籀之学”，初学邓石如，后吸取金文、石鼓文、汉碑篆书等书体笔法，久而久之有独到之处，为清代有突出成就的书法家。杨辞官返里后，篆书名重一时，兼工篆刻。有《管子今编》、《庄子近读》、《观濠居士集》、《文学说解问譌》、《在昔篇》等。

     同治十一年（1872年）八月，时在京任太仆寺卿的内阁学士翁同和，以母亲逝世回家乡常熟守制。赵次侯在“半亩园”安排了一次颇具规模的雅集，邀请了常熟的许多名流。沂孙、沂泗兄弟亦予座。席间鉴赏金石碑帖，畅论书画之艺，杨沂孙与翁同和也相互交换了关于汉唐碑刻的看法。

     今天，虽然无从考证，因为没有笔录资料记录他们看法如何，但是，从本手稿可以看到，他们的交流不断。

    《三陶文集》为杨沂孙编纂，以纪念与杨家关系密切的三位陶氏闻人——陶元淳、陶贞一、陶元靖。该书由杨沂孙长子同福于贵池县署中所刊，成书于光绪七年，杨沂孙作序。杨沂孙通过侄子杨崇伊之手，将《三陶文集》送给翁同和。这是翁同和给杨崇伊的二位伯父的信件，并且把之前杨沂孙借给翁同和的《前后汉书》奉还。“杨二老爷，顿首，拜登三陶文集，珍重，珍重，前后汉书适已购得，奉缴不次，三通重烦携致，感谢，翁同龢。”

    另外，李鸿章同杨崇伊是姻亲关系，这段历史在书摊上可以找到。杨崇伊的伯父杨泗孙，同李鸿藻是絷友，杨泗孙的子女小，带杨崇伊出仕。当时居住在北京铁匠胡同。所以说，杨崇伊的教育并非来自其父杨汝孙，而是他的二位伯父，一位是杨泗孙，另一位是清末的书法大家杨沂孙。】

　　【舜梁又曰：杨沂孙的书法，就像现如今的“电脑的键盘”加上“打字的指法”，遇到什么写什么，才思敏捷。由此我想到了“家”与“匠”的本质区别：在于重法还是重技。
　　比如画画：
　　有的人一辈子画竹子，竹子技法烂熟于心，可以说是“胸有成竹”，但是在他的画上，除却“胸有成竹”四个字，还有就是“高风亮节”四个字。
　　有的人偶尔画画竹子，一枝一叶一首诗，变化无穷，耐人寻味。
　　曾经记得有一副画，画的是一个盲人手上拿一根竹子。旁边有这样一首诗：“莫笑吾无目，但凭这只竹，人间黑暗地，有目岂吾如”。
　　噢，这是已故的大画家蒋兆和大师的画，这张画，既有讽刺，又有寄托。既表述了他一些痛苦、一种郁闷，又寄托他的一丝惆怅、一种愤懑。
　　在这张画里，盲人走路，就靠这枝竹子杵着走路。
　　画完了，没有事了？不！没完！他意味深长地题了旁边的一首诗，你不要笑我没有眼睛，人间这个地方是那么的黑暗，有眼睛看得见的你们哪能比得上我呢？因为我还有一根竹子在带着我走路。这个里头的双关，一个是盲人出来用杆竹子，那么另外一个意思，说明了画家所追求的那杆竹子，所带他走的那条路——竹子走的路是一条高尚的路，即使是纹路，都是很直很直的，有骨气，而且有节，是虚心抱竹坚，这样的一条路，你看见了吗？。蒋兆和先生画画的好，诗也写得好。这就是“家”，而不是“匠”，是吧？】

赵宗建，（１８２４～１９００）清末藏书家。字次侯，一字次公。江苏常熟人。自称为宋代宗亲之后，少孤好学，文采斐然，然而数试未中。以太常博士就试于京兆，独居野寺，不与人来往。后又带兵围剿太平天国农民军，赐以孔雀翎，发两江总督曾国藩处，不赴。喜延宾客，居于北山之麓，作园林，建藏书楼名“旧山楼”。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江南多有书画、典籍散佚，他广购博收，如汪阆源家旧藏，又至苏、常两地采集，所以他的藏书日益繁富。编撰有《旧山楼书目》２册，著录漫无次序。有大量稀有版本，如司马温国公写《资治通鉴》草稿、朱子写《大学章句》草稿、徐霞客的手书游记底稿、钱曾手写的藏书目录、钱谦益日记、信稿、红豆山庄杂记、手笔以及大量的宋元珍籍、名人日记、信札等等。他作有《旧山楼藏书记》。张瑛、邵渊耀均作有《旧山楼记》。卒后，藏书多归于盛宣怀、莫有芝、丁丙丁乙兄弟等人。

杨沂孙（1812或181——1881），清代书法家。字子舆，一作子与，号泳春，晚号濠叟，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举人，官至凤阳知府。工钟鼎、石鼓、篆杨沂孙、隶与邓石如颉颃。气魄不及，而丰神过之。偶刻印，亦彬雅迈伦。

杨沂孙（1812或181——1881），清代书法家。字子舆，一作子与，号泳春，晚号濠叟，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举人，官至凤阳知府。工钟鼎、石鼓、篆

杨沂孙

、隶与邓石如颉颃。气魄不及，而丰神过之。偶刻印，亦彬雅迈伦。著印印。卒年七十。工篆书，融会大、小篆。篆法精纯，学力深厚。自唐李阳冰之后，无能有继承者，孙氏以篆书著称于世，行书较罕见，但也写得很好。邓石如、杨沂孙以其独特风格的篆书方法，令人一新耳目，使这种已失去实用价值的文字以其独特的美感，在书法艺术园地中重放光彩，其功不可泯。马宗霍《霋岳楼笔谈》评其篆书：“濠叟篆书，功力甚勤，规矩并备，所乏者韵耳。”传世书迹较多。《赠少卿尊兄七言联》，纸本墨迹，行书。七言联1则。凡上联下联正文14字，款10字，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此行书联，以颜、柳之楷为体，又取各家之长，使圆浑之劲，用藏锋之功，寓巧于拙，借古于今，创造出自家的风格。由于他书法的功力深厚，字迹笔划劲利，布局法度谨严，且有疏朗开阔、遒婉俊逸的华采。这是杨氏此作的主要特点。此联中的小字落款，也十分得体，笔势流畅、洒脱，字的大小与整幅字配合得很是协调，给整个作品增添了活跃的气氛

庞钟璐（1822[1]—1876）字蕴山，号宝生，乳名文龙，塘桥镇人(塘桥镇原属常熟,现属张家港)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殿试卷进呈御览时，排为第八。皇帝看过后，改排为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咸丰二年（1852年），大考列入一等，升庶子，后又提升为侍讲学士，署理国子监祭酒，转侍读学士，升光禄寺卿，迁官内阁学士。官历内阁学士，礼、工、吏、户、兵诸部侍郎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后父丧，归里守孝。咸丰十年，任江南督办团练大臣，设局劝捐，集勇办团，组织地方武装，与太平军作战数十次。农历七月，太平军攻塘桥，克常熟，庞钟璐被迫退至上海。他募勇千人，在新泾、大场、华漕等地袭击太平军。同治元年（1862年），接应李鸿章至上海镇压太平军后，遵旨回京供职，先后署工部侍郎，补礼部侍郎，典湖南乡试，督顺天学政，调户部侍郎，署兵部侍郎，调吏部侍郎，升都察院左都御史，署工部尚书，升刑部尚书。请准失守地方官以罚款免治罪，蠲免被兵地方钱粮，皆得准行。同治六年（1867）疏陈荒政十事，督办京师五城团防。对国事有很多建议，但奏稿留存很少。他主持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深为众人所推崇。著有《文庙祀典考》和《读均轩诗赋稿》等。光绪二年二年（1876年）农历闰五月初六日，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