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俞刚认识20年了。1985年，俞刚从宜兴陶校调到常熟，分配在常熟印染厂与我共事。说是共事，其实是同吃一锅饭而已。因为翌年我俩同时聘为中层干部，我任党委宣传科副科长，他任设计室副主任，而且，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个科室占据了一层楼面，成为所有工厂中从事与宣传文化最为紧密的工作而且是最为庞大的机构，所以，我们有了共同语言。就这样我俩整整同事了10年。

那个年代，我们侃大山。侃生活、侃文化、侃艺术、侃憧憬、侃过去的岁月。

插队生活是艰辛的——也是萌发艺术嫩芽的雨露

经过文革的冲刷，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停业，国民经济停顿，城市里笼罩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危机气氛中，“减轻城市压力，向农民要饭吃”被冠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令，俞刚伴随浩浩荡荡的老三届知识青年一起，被分配到常熟何市公社插队落户。那是1969年的初春，俞刚年仅十六岁。

初到生产队，大伙出工后落下空荡荡的村子，一声声咩咩的羊叫听得都令人凄然，那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娃，对茫然前途的恐惧。

插队的日子是漫长而艰苦的，何市是稻棉兼作区，一年四季几乎没有空闲，挑担、锄地、莳秧、开沟。夏天晒脱一层皮，冬天站在冰冷的水沟中，手脚失去了知觉。吃麦粞饭难以下咽；摇船时三次掉下水大难不死；干活时小指卷入拖拉机带轮连指甲被生生拨去，不象农场有食堂，吊着绷带还要烧饭干活。这些都不是现在的年轻人所能承受得了的。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生活的逼迫使得当时的插队知青寻求着田间劳作以外的出路，一些人开始临画工艺品国画，这是从事艺术的捷径。而俞刚选择了从素描学起，凭着一份倔强，一份自己接受能力的坚信。劳动后的空余时间被利用了；新华书店买的几本速写技法书和工农兵人物头像成为老师了；农村的猪、鸡、狗等小动物成为速写和临摹的道具；上海的表姐带给他在美术展览上买的画夹成为绝对的稀罕物。就这样，他一直坚持画着，虽然当时他画的并不好。但是，那是他要极力洗脱插队的印记的唯一手段。

功夫不负有心人。近5年的努力没有白费，1974年的春天，俞刚幸运被录取在江苏省宜兴陶瓷工业学校的美术专业，那是江苏省轻工厅的直属中专，当时全省中专美术仅此一家，他终于如愿进入了学校的殿堂。

学校生活是幸运的——也是生长艺术树叶的阳光

创办于1958年的江苏省宜兴陶瓷工业学校，1985年更名为江苏省宜兴轻工业学校，2004年已由中专校升格为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跨入了高等院校的行列。

经过了文革的冲击，老师也都是刚从“五七”干校及牛棚里放出来的，他们一方面都有很高的水平，渊博的知识，在多年的积压后能量被一下释放出来；一方面凭着未泯的良知，非常的敬业，拼命想将他们多年的积淀使劲灌输给学生。课间总在教师辅导，课后邀请学生到家玩，讲的看的，也全都是学艺上的事。

张志安老师带学生写生，背着铺盖，翻山越岭，在江浙皖交界处的永康山区，人烟稀少，茫茫竹海。白天爬山，走路，画画，晚上轮流做模特继续画画，睡地铺，在宜兴茗岭的大队小会堂里躺着，晚上能听到野外孤狼的哀号。写生是收集素材，同时也不断提升自己的观察分析能力及表现能力，多年的写生稿都能论斤称两了。

南京艺术学院的冯继亲老师为俞刚亲授素描一月有余，每天中午、傍晚都有近一个小时的一对一的单教，画的是枯燥的几何体，冯老师是典型的学院派大师，要求极其严格，只许画线条，不准上明暗，要求反复观测绘画的图形与对象极微小的差异，常常一根铅笔线条的进出，也必须能看准，用线条表现表现物体的重量感、空间感，这样严格的训练，为俞刚以后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扎实的功底。

进修生活是幸福的——也是耕耘艺术林子的氧气

努力总有回报。两年的读书生活提高了艺术素养，俞刚被校方留校，安排继续深造。于是学校又给俞刚提供了又一个学习机会，去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当时的中工云集着国内绘画、陶瓷设计的顶级教授。

吴冠中、白雪石、历史博物馆的范曾等大师，如今能听他们一次讲座都是不得了的事情，而在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和他们天天在一起：一起画画，一起外出写生，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去故宫历史博物馆临摹橱窗里的古代陶瓷器皿……那些老师都是可亲可近的长辈，一点架子都没有。

白雪石先生是陶瓷美术系的国画老师，三个月的时间，他与中央美院的田世光老师教学花鸟画，山水画，带学生去北京郊区的中科院药用植物研究所进行花卉写生，又在中山公园、颐和园、北海等地进行国画风景写生。白天，大家在一起绘画、写生，晚上，在京郊的土炕上，白先生坐在大通铺上，拿着每个人画一一作点评、分析。先生盘腿在炕上，和颜悦色，象一尊佛。他很喜欢俞刚的写生，在传统笔墨运用上又一直耐心进行辅导。

俞刚学的是陶瓷美术，中央工艺美院陶瓷美术系是国内顶级的学府，在那里他又深造了陶瓷造型设计及装饰设计理论与设计。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俞刚带着设计图纸在山东淄博博山陶瓷厂进行毕业设计，做了一套完整的十五头咖啡具，因为造型设计独特，一套至今还留在系里陈列着。

教师生活是辛苦的——也是播洒艺术种子的庇荫

一九七八年，俞刚在中央工艺美院陶瓷美术系学习两年后，俞刚回到宜兴，真正开始了教师生涯。

文革后招进来的中专生水平相当的高，有的进校前都出版过连环画了，年龄也和俞刚相差无几，老师都要靠真本事服人。每次上课，俞刚都要认真备课，把自己作品整理出来一部分，装上镜框供学生做参考，上素描课，都是摆着画板和学生一起画的。轻松随意的上课氛围，扎实的功底，学生很是受益。

俞刚经常带着学生外出写生，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名川大山。在水乡同里潜心一个月，用画笔和线条在淳朴的摇橹声中刻画民风；在人文气息厚重的泰山之巅，用苍劲的笔墨表现历代留下的精华。不停的在外奔波，俞刚不仅练就了结实的骨骼，晒成黝黑的皮肤，而且在内心，不断积淀的阅历，使自己感到充实。

做老师是辛苦的，学生的衣食住行，样样都要操心。辛苦也赢得了学生了信赖，当一九八五年俞老师从宜兴调回常熟时，很多的同学来送他，几乎惊动了全校的师生。那是作为一名老师的人格魅力。

张志安老师用四尺宣纸书写了“磊落其人”四字赠予俞刚。那是对俞老师最确切的评价。

工厂生活是多变的——也是收获艺术果实的土地

从宜兴丁蜀至常熟虞山，回到阔别10年的故乡，是因为家，是一份对家庭的责任心，常年在外的俞刚，和家人团聚了。

本来应该调到常熟高专继续当老师的，但阴差阳错进了印染厂。俞刚从教师到工厂设计人员的转行，也从陶瓷美术设计转变到印染美术设计上。

在八十年代到九十代初期，印染设计行业是受到非常礼遇的。在工厂设计室里，往往有许多很有水平的美术工作者，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包括中央工艺美院，中央美院，南艺，轻院，浙美的名牌大学出来的人。全国纺织工业部、省纺织工业厅每年都要组织评奖，在华东地区的定货会、评奖会，还有与上海印染设计行业的设计互动，厂里很看重这些，去参加这些展览和评比，俞刚都能够为厂里捧回不少的奖状、奖杯。

领导爱才，每年都拨专款资助设计室人员外出考察市场，甚至到欧洲交流印染工艺。俞刚这条被散放在常熟尚湖边的小鱼，又得以在大千世界里畅游。

由于经营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美术设计人员和一线工人的共同辛劳，常熟印染总厂被全国纺织工业部评为“双文明企业”，成为常熟市委、市政府发文表彰和学习的“工业企业排头兵”。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纺工部被撤改成纺织总会，设计评奖也不再举办了。设计花样小厂抄袭大厂，大厂抄袭国外，工厂设计室名存实亡了。俞刚戏称自己现在成了一个“商人”，他们的设计室引进了一台广告喷绘机对外营业，每天为生计奔忙着解决自己科室的奖金和吃饭问题。

俞刚还在怀念着做老师走南闯北的生涯，还在留恋着魅力无穷的纯艺术生活。好在他的记忆中还是打小在水边的生活，好在他的记忆中还是窗外那棵大树，好在他的记忆中还是门前那条小河……

（舜梁贴图后记：本文是我2005年9月在常熟市文化局所写。真巧我于2006年7月调往常熟美术馆，一天，俞刚把他的一大袋子大大小小几千件作品拎来给我看。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于2010年8月促成了俞刚在常熟美术馆展出了308件作品的事情，俞刚把他的大部分写生作品捐赠给了常熟美术馆永久收藏。现在俞刚已经退休在家，并且正在集中精力用百倍的努力把在工厂企业损失创作时间不回来。）